“可以不穿裙子了”空姐原来这么无奈

  8月，山东航空推出了新制服“青未了”，新制服供女性空乘自选裤装或过膝裙，高跟鞋也被更轻便的平底鞋代替。

  改换制服的本质，是将安全、实用与效率前置，而非审美。相较于裙装与高跟鞋，平底鞋和裤装能够更好的降低颠簸摔伤风险、方便乘务员处理紧急状况，提升服务效率。接受媒体采访的女性空乘人员告诉南风窗，这种职业精神，正是她们进入这一行业时的期待与自我要求。

  在这之前，大众印象中的女性乘务人员，大多穿着高跟鞋、齐膝裙和。7月，做过空姐的脱口秀演员嘻哈曾在一档节目里表达困惑：“非常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空姐）在那么复杂的高空环境下工作，还要穿短裙、、高跟鞋，就不能穿裤子吗？”

  当飞机遇到紧急状况需要撤离时，空乘所穿着的因为材质问题很容易起火。嘻哈的一名乘务长朋友，因为在撤离时腿部没有衣物保护，从滑梯上下来后，膝盖和腿都受伤。嘻哈在脱口秀上说：“如果那时候她有一条裤子，她就不会这样子。”

  这段脱口秀讲完后，嘻哈以几乎满分的票数，战胜了上一年脱口秀冠军付航，夺得冠军。观众对这段脱口秀的认可，折射的是公众长期以来对女性空乘人员因着装问题而影响机舱工作效率甚至是人身安全的担忧。

  在长久的呼吁下，2024年12月7日，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布的《客舱运行管理》中首次明确规定：“在飞机滑行开始至飞机抵达目的地旅客下机结束，客舱乘务员不应穿高跟鞋。”

  如今，“空姐可以不穿裙子”的相关改制，在近几年内被不少航空公司推行。今年7月，春秋航空规定，女性乘务员在整个值勤期都可以穿着符合规定标准的自购黑色平底鞋。2024年8月，湖南航空公司全面开始推行乘务员穿平底鞋执行航班。相关负责人曾回应媒体，这一举措是为员工“减负”，新举措下，乘务员航班全程不用再穿高跟鞋，包括进退场、上下客梯、走廊桥等。

  空乘人员是一项兼顾安全与礼仪的职业，自20世纪三十年代诞生以来，该职业随着各国航空业的发展与定位，不断在服务功能、安全技能与礼仪等多方面做平衡调整。跟着社会观念的进步，对实用性的考量，在各行各业也许都会被愈加重视，空乘人员亦不例外。

  2017年，刚成为一名空乘人员时，郭凡收到了航司发的制服：一套大红色的西装式套裙，一片式的高开叉制短裙，长度在膝盖以上，裙子下面只能穿统一发的。高跟鞋则是6～7厘米的坡跟，上班的时候，空姐需要从进入航站楼就需要穿着它，包括前往机舱、接待、送客等一系列流程。

  上了飞机后，郭凡可以换下平底鞋。于是，她每天出门工作带的行李箱里，时刻备着除了一双平底鞋，以及一双多余的，后者是为了身上那双被划破后有得更换。

  其实当时公司也发了裤装，但完全用不着。工作期间，无论冬夏，空姐们都只能穿裙装。“着装规定是统一的”。

  在做空姐的日子里，郭凡还是逐渐养成了这套服装在自己身上留下的习惯，比如坐下前捋一下裙摆以防走光，在工作时下意识不会做太大的动作。她平时其实不爱穿高跟鞋，郭凡的身高有170厘米以上，踩在超过5厘米的鞋上就会感觉重心太高，相较于其他个子稍矮的女生更容易摔倒。

  登机并不一定都走廊桥，有时需要乘客从航站楼搭摆渡车到飞机旁边，空乘人员要走有别于乘客的另一座舷梯，梯面并不是平整的，而是布满了不锈钢的锯齿状凸起和空隙，这一设计可以加大摩擦力，防止人踩上去时滑倒。但身为空姐，夏允需要穿高跟鞋上下，“很容易重心不稳，人容易摇晃，鞋子也会卡住。”

  航司发给夏允的高跟鞋本来是5厘米，约莫在前两年，夏允忽的发现，选择制服的系统上多了一款3厘米的粗跟，目前，空姐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5厘米和3厘米两种，“但不知道为啥就不可以平底，”夏允说。

  每次执行飞行任务前，空姐需要在机场附近的办公基地开准备会。从这个会开始，夏允就得穿上高跟鞋，直到飞机起飞，才能换上平底鞋。穿久了，脚底会出汗发滑，夏允要自己准备吸汗的鞋垫。

  有一次下暴雨，按照惯例，空姐可以在雨天换成平底鞋，但那天登机前，没有一点明确告知，乘务长忽然要求大家换回了高跟鞋。夏允和同行的空姐只好集体穿着高跟鞋，在大雨中坐中巴车从航站楼出发登机，“好几个（空姐）同事都在下车时滑倒了”。

  夏允当空姐九年，她所在航司发的制服裙长度在膝盖以上，背后微微开衩。“虽然（制服的）设计不会很暴露，但我们平时的工作不像那些办公室的文职只需要坐着”，频繁的走动、弯腰等动作，都会带来走光的风险。

  乘务员的座椅与乘客座椅面对面，夏允必须全程保持挺直腰背，并拢双腿，“如果走光会很尴尬”。起飞20分钟、下降30分钟，加起来近一个小时，这期间她的整个身体都得紧绷着。

  夏允拿到手的制服分为“夏、秋、冬”三套服装，冬装是有裤子的，在冬天，穿什么是乘务长来决定的，“只要乘务长说，今天可以穿裤子，我们就可以穿裤子”。

  但在春秋两季，全国各地温差较大，比如从上海飞到东北，在上海还算合适的服装，到了东北就会变得寒冷难耐。迎客的时候，夏允需要打开舱门，站在门口，“前舱的那两个人会一直发抖”。冬天的时候，几乎每次飞东北航线，夏允都会感冒。

  但为了保证空乘在飞行中的服务的品质，空姐不能随便吃感冒药，如果身体不舒服，需要先报备航医，接受身体检查，然后再吃药。哪怕身体不适，也不能停止飞行，请假需要去三甲医院开有效证明，拿到医生给出的专业证明，再去给航医、直管领导依次审批。

  除了着装，空姐的发型、指甲颜色甚至是眼影颜色都有统一规定，在郭凡她们公司，“穿红色制服就要化暖色调的妆，蓝色制服就要化冷色调的妆”。如果被查到妆容不合适，乘务长可能会要求空姐这次不起飞。在入职培训的时候，郭凡就受到了专门的化妆式样培训，而同样是空乘人员，空少的仪容要求，就只是“干净清爽”。

  入行这些年来，夏允脸上的妆容经历了几番变动。有一段时间，公司对女性空乘人员的腮红色泽程度提出了相当具体且“严苛”的要求，“必须要看出来，但又不能太明显”。她们不理解花时间在这一些细节上的意义，却不得不照做。

  在空乘行业待了2年后，郭凡离职了。当网络上开始热议空姐的制服问题时，她想起八年前入职时接受的安全培训，“无论是跳滑梯还是逃生模拟，我们穿的都是那身紧紧护住全身的连体服，而不是裙子。”

  飞机需要迫降时，空姐需要组织乘客紧急撤离，从准备物资到与地面联络，从开舱门到引导旅客疏散、跳滑梯。每一个过程都在大多数情况下要大动作，甚至需要跑、跳。“管理秩序的时候很容易产生混乱、拥挤，对空乘的脑力和体力都是考验”。

  如果飞机在水上降落会更麻烦，虽然有救生衣，入职时也会培训游泳，但短裙的束缚，会让游泳撤离变得更困难。

  撤离前，空姐还需要做的一项工作，即提醒机上的女性乘客去掉身上的、发夹，防止着火或受伤。当然，她们自己也需要在最终撤离前脱下和高跟鞋。

  演员嘻哈在脱口秀里提到了自己一位空姐朋友的经历，一次在国外遇到发动机着火，那名空姐在90秒内成功撤离了所有乘客，自己却在脱掉后，由于没裤子的保护，从滑梯上下来后，“整个膝盖全部烂掉”。

  这套服饰是符合国际礼仪标准的，“但它只考虑到礼仪的部分，没有考虑到空乘这个行业的特殊性，除了礼仪作用，还有一部分安全需要。”郭凡说。

  夏允也记得，自己在9年前接受入职培训时，“训练服就是一套运动服，但实际到了工作中，是需要穿着制服处理紧急状况的。”

  自入行那一天起，夏允就从公司与培训那里得知，空姐这份工作包含“服务”与“安全”两大部分的功能要求。但真正入行后，她发现，服务的成分几乎占据全部。

  安全领域可能涉及无数意想不到的情况，比如，在地面就可能有旅客的充电宝起火，“空姐需要迅速跑去拿灭火器、转移疏散旅客、维持秩序等等”。飞机滑行和加速离地阶段，还可能遇到引擎故障、撞击等意外情况，空姐需要第一时间做出判断，若需要组织旅客疏散，空姐要从机上放出滑梯，这样的一个过程伴随着飞机起火、冒烟的可能性。而在疏散前，空姐第一时间需要做的，是“脱掉高跟鞋和，光脚撤离”，高跟鞋容易把滑梯刮破，则轻易造成着火。

  夏允亲身经历过一起机上紧急医疗事件。飞行途中，一位旅客忽然失去意识，刚起飞就在机上晕厥了。夏允和乘务长在一位医护乘客的辅助下，全程跪地对旅客进行抢救，包括使用氧气瓶、揉搓手心等等。

  虽然拉上了帘子，没有太多人观看，但操作时还是会感到动作上的掣肘，直到飞机落地后把旅客送去医院，夏允和乘务长整整跪了两个小时，两个膝盖都淤青了。

  真正遇到紧急状况的概率其实并不大，从业9年，夏允遇到过最紧急的也不过类似起飞前的充电宝发热，“发热就有潜在的起火风险”。作为一名乘务人员，她必须要时刻保持预警，自己随时有可能在某一天需要穿着短裙、高跟鞋参与处理意外和救援。

  除了正常飞行任务，航空公司会定期组织空乘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和演练，以检验他们在紧急状况下的应对能力。

  夏允她们公司就要求每两年去一次总部复训，演练项目通常包括模拟火灾、紧急疏散、气象异常等紧急状况，空姐需要穿连体运动服，进行跳滑梯、跳泳池、水上撤离、拿灭火瓶灭火等动作。

  此外，每个季度公司还会组织模拟演练，“就是在自己公司模拟舱，穿制服，演练内容差不多也是那些安全课题。”不过，相较于在总部模拟舱里演练，在企业内部的练习是“以学为主”，“模拟舱很小，就那么几排，主要是一些无实物的口述流程，”夏允说，“主要是让我们对安全流程始终是熟悉的，不那么需要真的跑跳。”因此，穿制服的影响倒也不大。

  在成为空乘人员那一刻起，对安全技能的强调，是这份职业带给他们的一份自我定位。而无论是服务还是急救技能，建立在学习和训练之上的专业性，一定超过穿着、妆容带来的观赏性。

  在民航史上，对空姐穿着女性化特征明显服装的早期规定有一定时代原因。20世纪30年代，美国波音航空公司首次招聘空中乘务员，当时，大部分飞机乘客都是高端消费群体，因此，空姐的女性化穿着，成为吸引这部分消费者再次乘坐飞机的商业元素之一。到了50-60年代，美国航司甚至会对空姐的应聘要求对年龄、体重，非婚等作出限制。

  如今，飞机更多作为一种便民的交通工具，而非用于享受或彰显服务的奢侈消费。乘客对空乘人员的服务要求，也在乘坐飞机平民化、日常化的趋势下，倾向于更实用的功能。就像高铁上的乘务员，不论男女，他们的第一个任务，是保障列车秩序与乘客安全。

  但在主导礼仪功能的裙装，不仅会给正常工作带来一些不便，还容易给不怀好意之人可乘之机。郭凡在工作时遇到过乘客，“（乘客）将手机放地上，打开摄像头”，空姐走过的时候，就可以拍到她们的裙底。所幸行为被另一名乘客发现，及时阻止。

  类似的场景夏允也遇到过。更常见的情况，是直接对她动手动脚，“比如我送一杯水，（乘客）会连带着摸一把我的手，发餐的时候会直接触碰我的腰”。然而，由于机舱工作环境特殊，以及航司相关制度的缺失，她们大多只能忍气吞声。

  回想起来，初进入空姐行业的时候，郭凡对这份职业的成就感来源，是自己在处理安全事故的专业。平时遇到大事的概率不大，但飞行全程的安全问题无小事，比如在飞机上发现乘客在使用充电宝、发现旅客在厕所里偷偷抽烟，“有时候烟雾报警器不敏感”，这些郭凡都经历过。阻止隐患的细微改变，都能给她带来成就感。

  但她发现外界对空姐这一职业群体的印象似乎并非如此。有男性乘客想问她要手机号，“大部分乘务员都遇到过”。辞职后，郭凡在自己的社交平台透露过曾经做空姐的经历，后台会涌入网友目的不纯的询问。时间久了，由于空乘人员权益保护相关机制的匮乏，和来自外界的刻板印象，她逐渐心生失望，于是离开了这一行。

  前段时间，“建议换裤装”的话题开始发酵后，郭凡在与以前的同事吃饭时提到了这事，但郭凡发现她们其实不太在乎，“因为不太相信一张意见卡能推动制度改变”，无力感扑面而来。

  夏允曾以为空姐是一项专业度很强的职业，但入职多年来，她逐渐发现，这是一份对外“服务业”，对内高度军事化管理的职业。她感受到，真正的掣肘或许还不在于服装，而是在于基层空乘人员话语权的微弱。

  乘务长随时随地的一句话，都可以更改和决定她们穿什么。即便在具体工作过程中遇到不便的情况，也很难向上反映，“所有权限都在乘务长那里，我们感受到冷了、不方便了，却无权决定自己穿什么、化什么妆。”

  哪怕穿了裤装，但陈苹曾经工作过的航空公司还是要求女性空乘人需要穿修身的白衬衫和戴丝巾，白衬衫的衣襟容易沾到刚化好的妆，丝巾缠在脖子上，天热的时候很容易出汗，但陈苹一定要保证丝巾的角在一个固定的形状里，这使得整个人从头到脖子一定要保持平直和持稳。

  陈苹也很不喜欢公司要求的盘发，为了让发型在十几个小时内保持稳定，她会往头发里固定很多小发夹，有时候戴久了，头皮被扎得生痛，由于每次都要喷发胶，于是不得不每天洗头。这种固定发型也导致她无法烫发、染发，卷发可能会让她在盘发上花费更久的时间，变相拉长工作时间。

  相比每天上班前为了化妆、盘发花费时间，她们更愿意将时间用在提高机舱工作的效率与安全性上。如果真的有一天，用得上她们培训所学的安全与急救技能，她们希望，“至少在那种时候能有选择的权利。”